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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剛專欄丨穩中求進,有序推動資管行業轉型
發布者:李玉婷  時間:2019-12-27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曾剛譚松珩

  《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已下發超過1年半,貫徹《指導意見》相關精神的一系列管理辦法也相繼出爐。整體上看,資產管理行業的轉型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展。

  一方面,理財子公司監管制度按期落地,中資銀行理財子公司、合資理財公司等新型機構有序設立,實現了理財業務與銀行業務的分離,從組織結構的轉變上看,轉型進展順利。

  另一方面,被監管批評為“同業空轉”的同業理財規模迅速萎縮,從2016年底的6萬億元下降至1萬億元左右。與此同時,個人類理財占比迅速提升,資管行業的投資者結構日益穩定。

  但是,更深入地去觀察結構性、微觀層面的轉型進度,我們會發現,目前資產管理行業較《指導意見》的要求還有一定的距離,某些方面改善程度不夠,某些主體還落后于《指導意見》的要求。

  也因如此,市場總是會有關于《指導意見》過渡期是否延長的爭論。2019年12月20日,銀保監會在重點工作通報會上對此爭論也做出了明確的回應:“部分銀行反映的理財業務存量處置過程中的困難和問題,按照資管新規補充通知的精神,過渡期結束后,由于特殊原因而難以處置的存量資產,可由相關機構提出申請和承諾。經金融監管部門同意,采取適當安排,妥善處理?!?/span>

  這意味著,未來一段時間,在確保資管轉型方向不變的前提下,監管部門有可能根據宏觀經濟、金融運行需要,以及單個機構具體情況,靈活性、差異化地設定資管轉型的進度和要求。

  從機構層面來講,要落實“資管新規”的要求,重點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內部改革、資產調整、產品轉型。這三方面的工作進展,直接決定著資管轉型的進度,以及其未來所需的政策空間。

  資管機構內部改革進度不一

《指導意見》為資產管理行業以往不透明、剛性兌付、風險富集、監管套利的運營模式指出了轉型的方向:信息披露透明,以公允價值為核算基礎,與金融機構其他業務隔離,禁止通過多重嵌套等方式規避監管。

  對金融機構而言,這一轉型涉及到長遠且艱難的內部改革,需要補齊諸多“短板”。

  其一,補系統短板。傳統的銀行理財產品采用短期封閉式+預期收益型的產品結構,很少出現產品設計上的創新,也很少像公募基金那樣開發行外銷售渠道,且會計核算相對簡單,多采用攤余成本法或成本法進行估值,并且很少按照會計準則的要求做資產減值測試,對系統的要求不高。而信托公司此前主要業務為非標準化債權資產投資,產品結構與估值方式更加單一,銷售方式則主要為線下銷售,對系統功能的需求更小。當資管業務面臨轉型壓力,需要實現公允價值為基礎的會計計量、及時準確的信息披露、靈活的產品設計,以及更好適應反洗錢要求的銷售模式,系統上的短板就不得不補。

  其二,補人員短板。短期封閉式+預期收益型的“資金池模式”轉變為以公允價值為基礎的模式,背后面臨的是投資模式、流動性風險管理模式的改變。在傳統模式下,資管產品面臨的流動性壓力通常是通過出售資產、借入資金,以及提高發行頻率、提高產品預期收益率的方式來解決。而在新模式下,產品的流動性壓力主要依靠資產方面的調整——如出售資產和借入資金——解決,加大銷售力度則難以解決短期壓力。不同的流動性風險衍生出不同的風險偏好、投資模式、風險管理模式,需要不同的人才隊伍,在向凈值化道路轉型過程中,資管機構需要更多投資經理、風險經理以及會計核算人員,這將帶來巨大的人才需求壓力。

  其三,補文化短板。以商業銀行為例,在分業監管基礎上,銀行信貸部門主導了商業銀行的投資及風險管理文化,資產管理業務也不例外。這導致銀行理財產品較少關注資產的流動性、市場風險和業務利潤、EVA等指標,而是更多關注靜態收益率以及業務規模。其結果,一方面,銀行理財在投資時對市場后知后覺,容易錯失投資機會;另一方面,理財業務常常為銀行自身而非投資者服務,如成為各種監管套利的通道。由于文化短板,金融機構不僅需要在組織架構上讓資管業務與其他業務相隔離,同時也要求它們制定面向多種不同場景(至少制定自營與資管兩種)的風險管理、投資策略方案。

  總體上看,補系統短板是補其他兩個短板的先決條件,也是最容易達成的條件。目前,中國金融科技行業發展迅速,有能力為金融機構提供各種系統解決方案,采購一套系統并花大約半年時間進行測試和數據導入,就能大致補齊系統短板,實現產品估值、信息披露、代銷、資產管理等一系列必備功能。

  截至目前,所有的中大型金融機構和部分小型機構均已完成補短板的第一步,但仍有不少機構,特別是農商行,未能完成系統的改造:在聯社統一管理的體系下,不少農商行沒有與系統廠商自主談判的權限,必須等待省聯社的統一決策,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其系統改造的進度。

  資產調整略落后于進度

  在“資管新規”實施初期,債券這一資管行業主要的投資品種仍處于熊市、信用風險頻頻爆發,金融機構最關注的問題是虧損資產、違約資產、非標資產如何在過渡期內消化。但現在,資產層面的壓力已經得到了相當大程度的釋放,大部分產品已具備了轉型的能力。

  在由資金池模式轉變為凈值型模式的過程中,資產收益的分配與損失的承擔一直是較為模糊的地帶。傳統資金池模式通過“滾動發行”,將資產的收益與損失從客戶上剝離,賺取了資產的超額收益,但在資產出現虧損時,問題會更加復雜。

  傳統資金池產品存在著風險積累的效應,當損失發生,這些損失不會立刻釋放并由當時的投資者承擔,而是被累積起來,金融機構寄希望于“以時間換空間”。如果虧損繼續保留,在由傳統資金池產品轉變為凈值型產品時,虧損由誰承擔就成為一個大問題:虧損造成時的投資者已經離場,而當時持有的投資者則與之前的虧損沒有關系,按照權責分明的原則,不應承??魎?。

  資管機構在2018年時最擔心的因市場波動而產生的虧損,在經歷了連續兩年的債券牛市之后,已經得到了明顯的緩解。但因信用風險帶來的違約損失,則可能仍需要“以時間換空間”,通過機構獲得的超額收益來填補違約帶來的損失,這也可能是部分機構要求延長過渡期的原因之一。

  在資產端,同樣難以解決的問題還有非標資產。在過渡期結束后仍然存續的非標準化債權資產要從不合規的資金池產品轉換為合規的凈值型產品,主流的解決方案是通過讓融資人新發行一只債券或非標資產,來置換掉原有的非標資產。但是,某些非標資產的融資人不符合發債標準,而且,在新的監管規定及風險標準下,原有的操作模式可能已不合規,融資人的信用狀況可能發生了較大變化,已無法再獲得融資。這將使非標資產存在較大的流動性風險。

  如果簡單追求過渡期結束時業務達標,資管機構只能拋售其所持有的非標資產等非流動性或低流動性資產,這有可能給金融市場帶來較大的流動性沖擊。要避免在化解長期風險的過程中引發新的風險,政策層面似乎需要對長期和短期的目標進行綜合權衡。

  產品轉型過于依賴現金管理型

  從2019年上半年的《銀行業理財市場報告》看,銀行理財行業的凈值型產品占比已達到35%,且發展勢頭較快,照此進度,在年底實現產品的全面轉型難度不大。

  但是,從更加微觀的視角看,凈值型產品能夠實現35%的占比與現金管理型產品關系密切,從實際情況看,比照貨幣基金、采用攤余成本法計量的現金管理型產品是原有資金池類產品的天然替代者。

  《關于進一步明確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指導意見的通知》中,允許現金管理型產品在比照貨幣基金進行管理時,允許使用攤余成本法+影子價格進行會計核算,但銀保監會并未就“比照貨幣基金進行管理”進行解釋或監管,這也使得現金管理型產品比貨幣基金投資范圍更廣,實際核算出的收益率自然也會更高。這種折中的方案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過渡期的產物,可以起到教育投資者認知的作用,逐步實現從預期收益型轉變為凈值型。不過,也需要看到,投資者認知轉變是個較為漫長的過程,而客戶需求也是制約資管轉型進度的一個重要因素。

  如果保持現金管理型產品較寬松監管的環境,到2020年底,銀行理財的凈值型產品占比有可能達到70%以上,基本完成監管要求。當然,這也取決于未來對現金管理型產品的監管規定,監管規則變化將對占比產生顯著影響,進而影響到資管轉型的整體進度和實現轉型所需要的過渡期。

  總體上看,按照“資管新規”所確定的方向,銀行資管業務轉型已經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效。但也必須看到,內部改造、存量風險化解以及客戶習慣的變化很難在較短時間內一蹴而就。另外,不同機構由于自身能力和體制的差異,面臨的挑戰也各不相同。而且,當下“六穩”的宏觀政策要求,也使資管轉型工作需要兼顧對實體經濟發展支持。

  較為復雜的微觀現實,疊加復雜的宏觀形勢,在這種背景下,在堅持“資管新規”既定原則和方向的前提下,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調整過渡期及部分實施細則,是實現穩中求進、有序推動資管行業轉型的現實選擇,對穩增長以及防范化解金融風險,都有著積極的意義。

  

  本文來源于: 21世紀經濟報道

  轉載自://www.21jingji.com/2019/12-25/wMMDEzNzlfMTUyMzcwM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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